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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八红旗手心得体会5篇

通过体会的文字我们可以抒发自己的感受,也是让别人认识我们的好机会,我们在工作生活中一定都难免会产生不少感想,那么需要认真写好心得体会了,以下是顺风文档网小编精心为您推荐的三八红旗手心得体会5篇,供大家参考。

三八红旗手心得体会5篇

三八红旗手心得体会篇1

“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,你是做得最好的!”

1979年春天,李桓英第一次前往云南西双版纳考察麻风病情,那时的西双版纳3个县,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麻风寨。过去,由于缺乏特效药物,以及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、歧视和偏见,麻风病人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。

“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!”为了拉近与麻风患者的感情,李桓英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衣服和面具,走家串户给病人做检查,甚至与病人见面时总是握手拥抱拍肩膀。

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和远离人群,寨子里的人们对治疗既缺乏信心,又难以适应按时按量服药的治疗要求,有的病人甚至自暴自弃,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里。

李桓英听闻,十分着急,亲自上门送药,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扬头就喝,饭捧起就吃。时间一长,寨子里的村民都传:“村寨来了个女医生,不怕麻风!”

“我们做医生的是没有恐惧的,我走遍世界,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。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——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!”

李桓英还会教麻风病人穿鞋。“早晨和晚上,你们要这样。”手一下子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,“摸摸有没有砂子和钉子,再穿上”。麻风病人手脚是麻木的,甚至,端滚烫的火盆都感觉不出烫手。李桓英不怕脏,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。

她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大家对麻风病的歧视,不断向人们证明:麻风病是可治之症,麻风病人并不可怕。

为了我国麻风病防治事业,高龄的李桓英长期奔波在云、贵、川贫困边远地区,7个地州、59个县,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。

在她的努力下,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,1990年的泼水节,他们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,作为一个行政村,被正式划入勐仑镇,李桓英为它取名为“曼南醒”,意思为“新生的山寨”。这一天,李桓英和人们一块儿跳起了傣族舞蹈。

1998年,李桓英在第十五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作了《在云南实施麻风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》,报告结束后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丁博士紧紧握着李桓英的手说:“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,你是做得最好的!”

三八红旗手心得体会篇2

一场突如其来的暴力事件,让45岁女法官周春梅的生命戛然而止。

1月12日清晨,她像平常一样告别家人,准备乘电梯到地下车库,前往供职的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上班。电梯门打开,一双罪恶之手持刀猛地捅向她。慌乱中,她试图躲开呼救,但最终还是中刀,倒地不起。

周春梅怎么也想不到,她会丧命于自己亲昵称呼为“慧”的同学手上。行凶者向某,是周春梅的同乡和同学。因为一起劳动纠纷案件,向某几次三番找周春梅请她“打招呼”,被拒后心生怨恨,进而行凶报复。在湖南司法界有着好口碑的周春梅,就这样遗憾离开了。

拒为同乡“打招呼”

女法官倒在“家门口”

据警方调查,向某与周春梅系高中及大学校友。

1999年大学毕业后,周春梅曾短暂在吉首大学工作,后来考上湘潭大学法学院研究生,毕业后进入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工作至今。

据知情人士透露,2000年8月,向某入职湖南省某科技研究院,后成为由该研究院改制而来的湖南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。因为殴打公司同事等原因,上述公司于2019年5月解除与向某的劳动关系。

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向某与上述公司多次对簿公堂。向某的核心诉讼请求——继续回“老东家”工作,一审、二审法院均未支持。不服气的向某向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,也被依法驳回。

在与上述公司进入诉讼程序后,向某就一直在找周春梅,要求周春梅帮她向一、二审法院“打招呼”。据湖南高院查实,周春梅以法院系统有相关规定、禁止过问他人所办案件为由,断然拒绝了向某的不当请求。

案件进入再审审查后,恰好由周春梅担任副庭长的审监一庭审查,向某再次请求周春梅帮忙“打招呼”,还是被严词拒绝。

多位警方知情人士透露,向某还曾试图给周春梅送钱送财物,但均被拒绝了。请托不成的向某由此怀恨在心,进而蓄意报复周春梅。

血案发生前几天,向某应聘到周春梅居住小区做保洁员,伺机伸出了罪恶之手。

一位优秀的人民法官,就此遗憾地离开了她深爱的家人和事业。

三八红旗手心得体会篇3

“治愈患者带来的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”

“治愈患者带来的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”。李桓英对患者的关心不仅仅体现在治好他们的病痛,更如同亲人一般,时刻给予他们温暖,为他们寻求最佳的治疗方案。

1993年年底,云南省文山县有一位女生在临近高考前不到半年,被诊断患了麻风病,李桓英得知情况后非常着急,赶去为她仔细检查:“现在得了麻风,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,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失去传染性,你可以边学习,边治疗,最多两年就能治好,放心吧。”

李桓英还鼓励她一定要好好学习,考上大学,不能自暴自弃。因联合化疗中有一种药物会造成皮肤染色,李桓英又与当地医生一起,为这位女学生设计专门的治疗方案,并请当地的医生一定要保证她的治疗,不要影响学习。过后,李桓英仍然惦念着这位女学生,曾多次打电话、写信询问她的情况。后来,这位女学生真的考上了大学,并在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。

麻风病是一个“穷”病,大多数麻风病患者的家境都不是很好,李桓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予他们关怀和体贴。

2007年3月,热研所麻风室接诊了一位24岁麻风患者小马,小马生长在一个麻风病高发家庭,家里有5人患麻风病。李桓英无条件接收了这一家5位患者来京免费治疗。经过两年的治疗,他们的麻风病已基本治愈。一次复诊中,李桓英教授看到小马的手已破溃感染,并得知他一家租住在平房,生活十分拮据。“患者这么年轻,一定要为他的将来着想。”她既着急又心疼,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1000元钱给了他们。

有条件干,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干。行医70余年,这就是李桓英的行事风格。

在深入麻风病区的途中,由于山高路险,道路崎岖,她曾经4次遇险,2次翻车,2次翻船。

她遭遇过最严重的翻车是从翻滚的汽车前窗挡风玻璃甩出去10多米,躺在覆盖着厚厚白雪的山坡上昏了过去。连车带人滚下坡底的同志们从车中爬出来,大声呼喊她。她才反应过来连声呼喊:“我在这里!”但是她爬不起来,李桓英歪头一看,雪地上留下一大片殷红鲜血。这次车祸导致她两侧锁骨和3根肋骨骨折,头部外伤缝了7针。大家都劝她好好休养,她却缠着厚厚的绷带、打着石膏投入了新的工作。

2015年,已是94岁高龄的李桓英,不顾膝关节手术后的行走不便,再次来到云南。一进寨子,那些当年经她治愈的麻风病康复者就像见到了亲人,眼含激动的泪水,扑上来就喊:“李妈妈,您回来了!”他们的子孙听说李桓英回来的消息,也纷纷请假,从打工的城市赶回寨子,只为见上李桓英一面。在他们心中,李桓英就是改变她们命运的“贵人”。

三八红旗手心得体会篇4

“如果我能活到100岁,还有5%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”

“这一年来,我丝毫没有松懈,而是以一个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……我诚恳地向组织提出转正申请,请党组织审查。”

2017年12月26日下午,96岁高龄的李桓英教授戴上大红色的围巾。在党支部党员大会上如期转正,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。

“我回国不后悔,干麻风病防治工作不后悔……我想把有限的日子,投入到无限的工作中去。”老人一字一句地认真向党组织汇报着预备期的心声。声音中饱含岁月打磨过的笃定,颈间的红围巾和党旗相互映衬,鲜艳无比。

预备期这一年里,李桓英仍奋斗在一线。2017年年初,她悄悄打包,准备再次出发前往云南。她心里牵挂着那些治愈的麻风病人,更惦记着尚未解的麻风病发病机制。“我身体没问题,就是去看看病人的病情有没有复发,他们的亲属有没有潜在感染。”

一如她2016年对着党旗承诺:“如果我能活到100岁,还有5%的人生可以成为一名光荣在党的人,更加坚定跟党走,为医学事业继续奋斗!”

1921年出生于北京的李桓英,曾于1946年留学美国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,毕业后成为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后的第一批官员,她在世界卫生组织任职7年,被派往亚洲、美洲的许多国家,为防治性病等疾病在贫穷落后地区的蔓延做出了努力。

1957年,在李桓英为世界卫生组织工作7年期满时,世界卫生组织主动提出与她续签合同,期约5年,她婉言谢绝,瞒着家人,只身一人绕道伦敦,几经周折,于1958年从莫斯科回到了祖国。

时年37岁的她,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,被分配到中国医学科学院皮肤性病研究所工作,开展“梅毒螺旋体制动试验”“麻风抗原检测”等。

当时实验室设备简陋,李桓英用土法自力更生制作的麻风菌脂质抗原(pgl)提取成功。她和同事先在自己身上做试验,至今,李桓英左右手臂上还留有清晰可见的疤痕。

1970年,李桓英来到江苏省的一个麻风村考察,在这里,她第一次见到麻风病人。麻风病是由麻风杆菌引起的一种慢性传染病,主要侵犯皮肤和周围神经,历来是备受歧视的、致残的“不治之症”。

当时由于没有治疗麻风病的有效药物,最人道的处理,是把他们赶到一个偏僻的地方,让其自生自灭。这一幕刺痛了李桓英:“我当初回国就是为了帮助祖国的同胞!”

李桓英决定,攻克麻风病。

1978年,李桓英调到北京友谊医院、北京热带医学研究所任研究员。从此,57岁的她将全部精力奉献给麻风病的防治和研究工作。她将国外先进的治疗方法与中国实际相结合,率先开展了服药24个月就停药的短程联合化疗和消灭麻风病的特别行动计划,解决了麻风病的治疗难题,为数以万计的麻风病人解除了疾苦。

1996年,李桓英又率先在国内开展消除麻风运动,首次提出了麻风病垂直防治与基层防治网相结合的模式,被称为“全球最佳的治疗行动”。

“很多人问过我,当初已经离开祖国那么多年,为何选择回国?我都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,因为我是中国人,不能忘本。”

李桓英说:“回国,我就一个目的,把我学到的东西用到生我养我的地方,不愧是个中国人。”

“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,你是做得最好的!”

1979年春天,李桓英第一次前往云南西双版纳考察麻风病情,那时的西双版纳3个县,分布着大大小小十几个麻风寨。过去,由于缺乏特效药物,以及社会对麻风病的恐惧、歧视和偏见,麻风病人忍受着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。

“麻风病面临的最大障碍就是歧视!”为了拉近与麻风患者的感情,李桓英没有穿戴任何防护衣服和面具,走家串户给病人做检查,甚至与病人见面时总是握手拥抱拍肩膀。

由于长期的疾病折磨和远离人群,寨子里的人们对治疗既缺乏信心,又难以适应按时按量服药的治疗要求,有的病人甚至自暴自弃,把送来的药丢进水塘里。

李桓英听闻,十分着急,亲自上门送药,口渴了舀起病人家的水扬头就喝,饭捧起就吃。时间一长,寨子里的村民都传:“村寨来了个女医生,不怕麻风!”

“我们做医生的是没有恐惧的,我走遍世界,恐惧对我不是个事儿。我甚至巴不得自己被传染上——让你们亲眼看看我能治好它!”

李桓英还会教麻风病人穿鞋。“早晨和晚上,你们要这样。”手一下子伸进病人刚脱下来的脏鞋,“摸摸有没有砂子和钉子,再穿上”。麻风病人手脚是麻木的,甚至,端滚烫的火盆都感觉不出烫手。李桓英不怕脏,就是为了教给他们防止皮肤破损溃烂的自我防护方法。

她用自己的行动来消除大家对麻风病的歧视,不断向人们证明:麻风病是可治之症,麻风病人并不可怕。

为了我国麻风病防治事业,高龄的李桓英长期奔波在云、贵、川贫困边远地区,7个地州、59个县,几乎每一个村寨都留下了她的足迹。

在她的努力下,云南省勐腊县的麻风病患者被全部治愈,1990年的泼水节,他们摘掉了麻风寨的帽子,作为一个行政村,被正式划入勐仑镇,李桓英为它取名为“曼南醒”,意思为“新生的山寨”。这一天,李桓英和人们一块儿跳起了傣族舞蹈。

1998年,李桓英在第十五届国际麻风会议上作了《在云南实施麻风病防治特别行动计划的报告》,报告结束后会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。世界卫生组织官员诺丁博士紧紧握着李桓英的手说:“全世界麻风病防治现场工作,你是做得最好的!”

“治愈患者带来的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”

“治愈患者带来的慰藉是任何酬劳都不能取代的”。李桓英对患者的关心不仅仅体现在治好他们的病痛,更如同亲人一般,时刻给予他们温暖,为他们寻求最佳的治疗方案。

1993年年底,云南省文山县有一位女生在临近高考前不到半年,被诊断患了麻风病,李桓英得知情况后非常着急,赶去为她仔细检查:“现在得了麻风,就像得了一块皮肤癣,只要联合化疗一周就失去传染性,你可以边学习,边治疗,最多两年就能治好,放心吧。”

李桓英还鼓励她一定要好好学习,考上大学,不能自暴自弃。因联合化疗中有一种药物会造成皮肤染色,李桓英又与当地医生一起,为这位女学生设计专门的治疗方案,并请当地的医生一定要保证她的治疗,不要影响学习。过后,李桓英仍然惦念着这位女学生,曾多次打电话、写信询问她的情况。后来,这位女学生真的考上了大学,并在毕业后成为一名教师。

麻风病是一个“穷”病,大多数麻风病患者的家境都不是很好,李桓英像照料自己的孩子一样给予他们关怀和体贴。

2007年3月,热研所麻风室接诊了一位24岁麻风患者小马,小马生长在一个麻风病高发家庭,家里有5人患麻风病。李桓英无条件接收了这一家5位患者来京免费治疗。经过两年的治疗,他们的麻风病已基本治愈。一次复诊中,李桓英教授看到小马的手已破溃感染,并得知他一家租住在平房,生活十分拮据。“患者这么年轻,一定要为他的将来着想。”她既着急又心疼,立即拿出随身携带的1000元钱给了他们。

有条件干,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干。行医70余年,这就是李桓英的行事风格。

在深入麻风病区的途中,由于山高路险,道路崎岖,她曾经4次遇险,2次翻车,2次翻船。

她遭遇过最严重的翻车是从翻滚的汽车前窗挡风玻璃甩出去10多米,躺在覆盖着厚厚白雪的山坡上昏了过去。连车带人滚下坡底的同志们从车中爬出来,大声呼喊她。她才反应过来连声呼喊:“我在这里!”但是她爬不起来,李桓英歪头一看,雪地上留下一大片殷红鲜血。这次车祸导致她两侧锁骨和3根肋骨骨折,头部外伤缝了7针。大家都劝她好好休养,她却缠着厚厚的绷带、打着石膏投入了新的工作。

2015年,已是94岁高龄的李桓英,不顾膝关节手术后的行走不便,再次来到云南。一进寨子,那些当年经她治愈的麻风病康复者就像见到了亲人,眼含激动的泪水,扑上来就喊:“李妈妈,您回来了!”他们的子孙听说李桓英回来的消息,也纷纷请假,从打工的城市赶回寨子,只为见上李桓英一面。在他们心中,李桓英就是改变她们命运的“贵人”。

三八红旗手心得体会篇5

日前,全国妇联公布了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、全国三八红旗手(集体)名单。坚守医教研第一线36年,新冠疫情暴发后全力战“疫”,为危重症救治作出突出贡献的北京协和医院院长、党委常委张抒扬,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荣誉称号。

2020年初,新冠疫情突如其来。1月25日,正值农历大年初一,北京协和医院接到国家卫生健康委通知,马上组建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出征武汉。时任党委书记的张抒扬即刻与赵玉沛院长一起,调兵遣将,叮嘱装备,安排出征,一切就绪时已是26日凌晨。

随后,2月7日,根据前方“战事”需求,北京协和医院派出第二批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驰援武汉。这一次,张抒扬亲自担任医疗队领队,带领来自17个学科的142位专家及青年队员浩浩荡荡登上了去往武汉的专机。

“当时心里最强烈的想法就是,决不能辜负党中央对协和的重托,坚决完成好赵玉沛院长交给我的两个任务:为国分忧,拼尽全力精心救治患者同时,把协和这支队伍平平安安地一个不少地带回来!”

在疫情防控阻击战中,协和医疗队整建制接管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危重症病房。张抒扬白天带头进“红区”床旁查房,晚上在驻地酒店主持召开核心组例会和疑难病例讨论会,随时优化治疗策略和流程。

“能用的办法都用上,全力救治危重症患者!”张抒扬铿锵有力的话语,坚定了队员们群策群力救治患者的决心,零距离为患者提供最有温度和高质量的医疗服务。在团队的不懈努力下,协和救治的极危重症患者病亡率比国际报道低了近30%。

在那些最艰难的日子里,张抒扬一方面带领医疗队拼尽全力,与时间赛跑,与人类共同的敌人新冠病魔抗争,另一方面要与潜伏在自己体内的病魔抗争。腰腿剧痛不时袭来,她夜里靠着安眠药勉强入睡,白天靠着止痛药和喝咖啡保持清醒和高度亢奋,指挥一场又一场的抢救。

从1月26日出征武汉到4月15日胜利回京,协和援鄂医疗队成为到达最早、撤离最晚、救治极危重症患者例数最多的国家医疗队。

张抒扬带领医疗队在武汉前线成立6个临时党支部,组织了37期“疫”线课堂专业培训、32次党支部活动。

2020年11月,张抒扬履新担任北京协和医院院长。展望2021年,张抒扬踌躇满志:“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。北京协和医院也将迎来建院百年。面向新时代新征程,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,发扬伟大抗疫精神,始终坚持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,矢志奋斗、不辱使命,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再立新功!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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